·【1】
2015年，北京。
地下通道里熙熙攘攘，没有人注意到人群里默不作声的邱华梅。
她34岁，要去赴一场约会。
餐桌旁坐满和她同龄的女孩们，都没有结婚。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这些女孩被贴上一个刻板的标签：剩女。
“剩女”没有其他社会属性。无论她是企业家、科学家、大学教授、医生，只要没有结婚，任何女孩都可以套上这个带有奚落意味的称呼。
邱华梅深受其害。
因为没有结婚，邱华梅的外甥在邱华梅姐姐的指使下叫她“光棍姨”。姐姐甚至试图把她和村里的单身汉凑成一对，尽管对方年纪要比她大出许多。
听完邱华梅的这些讲述，同桌的女孩们无比愤怒：“如果谁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留余力地呛他。”“我不能接受他们绑架我的人生。”
反观邱华梅本人却充满矛盾：“我觉得那是他们的忧虑，那确实是因我而起的，我应该去解决。”
若干年前，邱华梅拼尽全力考进北京的大学。那时，她以为长大的代名词就是逃离。
可无论她走到何处，一条无形的线始终紧紧束缚着她，让她无力逃脱、无法呼吸。
·【2】
山东滨州的农村，有一种婚俗。
女儿出嫁，家里要陪嫁新被子，名为“喜被”。喜被的数量少则六到八床，多则二十床，大张旗鼓地摆在新房里，陪嫁的被子越多，这家人就越有面子。
邱华梅每次回老家，第一眼就看到炕头上的棉花。几大袋棉花塞得鼓鼓囊囊，那是母亲给她攒的，用来做喜被。
尽管家里的旧被子已经不再暖和，母亲也没有动过这些棉花。
它们堆在这里的时间长达六七年，表达着家人对她无声的谴责。
邱华梅家里，堆积如山的棉花
邱华梅是北京一家港资律所的律师。
工作场合中，她飒爽干练，舌战群儒。律师是与人心打交道的工作，看见过太多人情冷暖，她处理得游刃有余。
可回到家庭的角色中，哑口无言才是邱华梅的常态。
34岁还不结婚的她，被家人视为异端。
婚恋话题像是一颗定时炸弹，红线是好久不见的团聚，蓝线是日渐衰老的父母，亲戚邻居再一登场，引线立刻就被点燃。
战争从一句“还没找对象呢”开始。
父亲以理服人，搬出他理解的《婚姻法》作势：“法律上都写着20多就要结婚了。”
母亲以情动人，用前年那场大病做筹码：“我身体不好，总是生病，什么时候你结了婚，我也不用再惦记你了。”
坐在一旁的姐姐再添把火，话说得一句比一句扎心。
“你一天不成家，咱爸爸妈妈就一天不放心，始终在心上挂念着你。”
“咱爸咱妈说实在的，哪里惦记过我们这一帮了（指成婚的姐妹们）。”
邱华梅反问父亲结婚有什么好处，父亲回答：“不是好处不好处，就是应当结婚的年龄。”邱华梅又问已经结婚的姐姐，觉得自己哪里幸福，姐姐岔开话题。
顶嘴的她再次引起一波指责，往常让家里引以为傲的高学历成为她的原罪，亲戚们开始摇头叹气：“唉，学傻了。”“不正常了你都。”
没有人再把她看作是家里的小女儿，不结婚的她成为家族之耻，让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
邱华梅问：“不结婚是会判刑是吗？”
“不结婚就得判刑！”姐姐冷酷地回，“不结婚，再幸福也不叫幸福。”
可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感受又如何，这家人统统讲不出口。
话说到最后，姐姐说了一句：“是，成了家心累，可哪一个不成家啊。”
话里话外都是矛盾。
·【3】
“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不结婚的话，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来嘲笑你。”邱华梅承认，正是因为“不结婚”这件事，把她原本顺遂的人生搅得一团糟。
无奈之下，她把自己摆上婚恋市场，让人挑挑拣拣。
回到北京，描好眉眼，邱华梅走进一家婚介中心。
“红娘”应声走来，寒暄之后，问起邱华梅的择偶条件。
邱华梅耸了耸肩，说自己要求可能比较高。再追问一下，发现要求也不过两点：一，受过良好教育；二，尊重女性，承担家务。
金钱、职业、家世、样貌，邱华梅统统没有提，但就因那句“尊重女性”，红娘犯了难。
红娘对邱华梅说：“我说话可能直接一点。我看你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年纪又真的很大了。”
言外之意，邱华梅的条件在市场处于劣势，并没有挑选资格。
邱华梅反驳她：“我觉得我年龄很好啊。”
“你那是自欺欺人。”红娘语重心长，“如果你现在谈恋爱，最起码要一年吧，再怀孕的话就是35岁。36岁生孩子就算是高龄产妇了。”
邱华梅干脆说：“如果我选择不生孩子呢？”
对面的红娘被吓得语无伦次，似乎邱华梅争取的“生育自由”像是什么忌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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