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介甫这回是要走了？”
程颢不论何时何地，无论身前有人无人，向来都是坐得端端正正。后世的被儒生们顶礼膜拜的明道先生，此时也不过三十多岁，可饱学鸿儒的气质，寻常人五六十岁也是拥有不了的。虽然是与自家人闲谈，但程颢肩张背挺的俨然姿态，即便站在朝会上，再挑剔的御史也找不出毛病来。
相较下来，张戬便放松了许多，靠着交椅后背，他冷笑着，“不过以退为进罢了。因为韩稚圭，王介甫是上了告病请郡的札子，但天子现在是怎么想就不知道了。不知是要留还是要放。”张戬说到这里，不满的哼了一声，“不管怎么说，韩琦的话总比我们这些御史管用。”
张载、张戬与程颢是关系很近的表叔侄，而程颢与张戬又同在御史台中，更显得亲近。最后连在京中的宅子，都是租在一起。两家后院还有一道小门通着。三人经常坐在一起议论朝政，探讨经义，他们的妻儿也一样互相来往走动。今日台中无事，张戬和程颢就坐在一起，闲聊起来。话题不知不觉中，便转到了王安石的身上。
程颢轻轻叹着：“若王介甫能稍听人言，也不至于闹到这般田地。”
“听也没用，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哪一项不扰民？改是没处改，可王安石能听着劝把三法尽废？！尤其是青苗法，官府出面放贷！朝廷体面要不要了？！又是拿常平仓做本钱，若有天灾人祸，缓急间拿什么去救人？”一提起青苗贷，张戬便是一肚子火，越说越怒。他一贯瞧不起放贷的，连世间常见的僧寺放贷都被他批过，何况官府亲自上阵。
“天琪表叔，你这话就错了。”程颢不同意张戬的偏激，“若从救民济困论，青苗贷不为不美。如当年李参之于陕西，王介甫之于鄞县，都曾救民甚多。只是如今王介甫一改初衷，以求利为上，原本利民的青苗贷早已面目全非。为了多得利息，地方均配抑勒青苗贷，不需要贷钱的富户也要他借钱，朝廷的体面为其丢尽，故而当废。只不过若是能少取利钱，继续行之亦为不可。”
张戬惊讶道：“伯淳，你前日谏章不是说青苗贷不当取利息吗？”
程颢笑道：“这不过是进二退一之法。虽然是说不当取利息，但此事官家绝不可能答应，只求能少收一点就可以了。世间事本是如此，求之为十，通常也只能得之三四。”
张戬觉得程颢妥协得太多了，不过他知道他表侄的性格便是如此，也不与他争论青苗贷的话题。另挑话头：“吕献可前岁曾言，王介甫‘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无安静之理。’当日，司马君实还说‘未有显迹，盍待他日’，如今观之，吕献可一条条说得还有错吗？只恨吕献可没能早将安石逐出朝堂，让朝野不安如许。”
程颢闭口不论，并不附和。去岁吕诲任御史中丞，以十条大罪攻击王安石，不止说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而且还说他‘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可王安石刚刚任参政连半年还不到，变法才开始，如何能犯了这么多的罪行？
而且其中还有一条，说得是一小臣章辟光上书，劝赵顼把已经成年的弟弟岐王赵颢遣出宫去，因而惹怒了高太后，要将其治罪。王安石支持章辟光，反对治罪，但吕诲却借机攻击王安石是离间两宫，朋奸附下。这样的说法有些太过了，程颢看不过眼。章辟光劝天子将成年的弟弟遣出宫去，哪有什么错？成年皇子都不宜居于禁中，何况亲王？
这都是御史惯常做的，攻击宰执以博清名，即便输了，也不过是到京外任几年官就回来了，一点后患都没有，反而每每因此而升官，哪个不愿？程颢却是不喜欢：“吕献可只是碰上了而已，他弹劾宰执多少次，也不过碰上了三两次。御史正言，当是论事不论人。朝廷设谏官，拾遗补阙那是没问题，但以言攻人，却非应有之理。”
张戬反驳道：“既如此，何必让御史有风闻奏事之权？”
“风闻奏事不是妄言妄语。”
他们两人已经为了如何做御史争论了许多次，每次都没争出个结果。程颢看似温和，其实甚为固执。他任御史里行一年多来，从来都是就事论事，从没有对同僚进行人身攻击。
赵顼曾经问他何以为御史，程颢则回答道：‘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
赵顼很喜欢这样性格的臣子，多次留下他来深谈，甚至有几次拖到了中午之后，让服侍赵顼的内臣抱怨说他‘不知官家未曾用膳？’
因为程颢是这样的性格，尽管他对王安石提出的新法令有些不以为然，但新法中对的承认，错的指出，并不会一口否定。也因如此，一力反对新法的张戬，就对程颢的态度有所不满，
可张戬拿程颢没法，辩论不是对手，就算偶尔占上风，可看到程颢那副永远都是平和浅淡的笑容时，就没有了胜利的感觉。程颢的笑容，就像一个性格平和的老先生，看到顽皮的小孩子时，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夹杂着些许无奈些许戏谑的温和笑意，一点也不像跟自己年岁相当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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