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的是，这种最便宜的车票非常遭罪。
车厢实行等级制，一般分为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
这三种车舒适度、待遇、票价等差别明显。
头等车毫无疑问最舒服，设备华丽，座位宽大，地下铺有地毯，化妆室、卫生间等一应俱全。
椅子是鹅绒铺的，你一坐下去，周身密贴，软绵绵地，把你托住了。
二等车虽然没那么豪华，但装饰设备略逊于头等车，也是软垫椅，座位较为宽敞。
三等车设备最简单，车座是硬板，而且极为逼仄，尤其是到了晚上，灯暗、人多，没法看书报，也没法睡觉，晚上坐三等车简直就是旅行地狱。
在客车排列上，三等车一般紧挨着火车头，其次是二等车，最后是头等车。
原因很简单，离火车头越近，震动越厉害。
如果火车发生意外，也是越靠近车头越危险；
此外，离火车头越近，火车煤灰飘得越多，弄得灰头土脸。
坐三等车到站
不过，到了寒冬，客车排列又会反过来，头等车最靠近机车，二等、三等随后。
这是因为火车暖气里的热水都是从锅炉流出来的，自然是离机车越近，暖气越热。
要是遇上灾难年，扒火车皮的更是不在少数，那场景跟后世的阿三差不了太多。
现在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后世那么多入城农民工和学生，但是因为战乱躲避战火的老百姓也非常多。
尤其是灾荒时期，当时仅中原某地区就有80万农民外流。
到了过年，这些人纷纷乘火车返回老家，短时间人流量暴增，致使民国铁路枢组变成死扣，火车站变成难民营。
好不容易盼到几天假，周先生也顾不了许多，挤上火车抢上一个座位才是最根本的。
为了从人群中穿行，这些名人们将长马褂撩起，木箱子置于额头前侧充当开路之装甲，以每秒两米的速度狠狠地冲过去。
当然周先生比较瘦弱，所以在抢座方面不占优势。
人多就会造成混乱，什么抢劫的、偷盗的，比比皆是。
遇上抢劫，最后连火车都没有赶上的情况大有人在。
“乱”不仅仅是火车站的管理，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人。
如果伱正在排队检票，有人会告诉你，“请小心，你后面的那位哥们儿腰里别着枪，前面的那位哥们儿看上去像是某某特务！”
总之，当你排队检票的时候，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临危不动，处变不惊……
除此之外，你还要小心手里的票。
因为这时的火车票只有票根儿，没有身份信息，不管被谁抢走了，他都能够堂而呈之地坐火车离开。
相比后世，一张票价格昂费，堪比飞机票，如果被人抢走，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薪水，到时哭都没有地方。
如果赶上春运，抢火车座位可是一门“技术活儿”。
许多名人由于碍于面子，宁可选择在异地过年，也放不下架子抢一次车座。
如果赶上过年，票价或许还要翻倍，许多人是买不起火车票的。
民国火车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特权”！
如果没有特权，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名人，都是下等货色，火车上唯有当权者才是主宰。
这些人坐火车可能从不自己一文钱，而且还有权让其他人为其让座，如遇到不让座者，便拳脚相加。
有些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而有些人则将车座当床铺，一躺就是十几个小时。
如果有幸抢上一个座位而最后一直坐到终点的，恐怕是万幸中的侥幸，即便火车票上印上座号，恐怕在“特权”下，也会落个无座的下场。
当然与那些受气包文人不同的是，郑治明星以及垄断商人在特权的庇护下可以坐在豪华车厢内，舒舒服服地品尝法国红酒，吃高档牛排，谈情说爱，偶尔还可以跳一曲优美的华尔兹。
总之，民国的火车犹如一个社会的缩影，穷人在地狱里挣扎，富人在天堂里享受。
许多文人对民国火车现象不齿，甚至发誓永远不坐阶级专列，比如周先生以及他的小伙伴们都对此大跌眼镜，早已超出“惊呆”的范畴。
而以上的情况都是没有涵盖意外的，要是发生意外，那就更悲催了。
1920年7月，也就是周先生坐火车回越州接母进京的半年以后，他的小老乡孙福源也回了一
趟越州。
孙福源是7月30日下午动身的，跟周先生一样，他也要从京城乘坐京奉列车到津门，从津门换乘津浦列车到浦口，从浦口坐渡轮过长江到金陵，在金陵换乘沪宁列车到魔都，到了魔都再换乘沪杭列车到杭城，最后从杭城坐船回家。
这一路上很顺利，孙福源只了四天时间。
孙福源回越州的时候顺风顺水，再从越州返回京城的途中却遇上了暴雨。
这场暴雨旷日持久，一连下了大半个月，大雨冲垮了河堤，洪水冲垮了路基，津浦铁路断了线，孙福源被困在南京浦口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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