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拥有广袤疆域的大唐君王，军政事务千头万绪，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需要有贤良、忠诚的宰辅协同治理天下，玄宗看上了时任同州（陕西大荔县）刺史的姚崇。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在组织完骊山演兵后，到渭川射猎，进入同州地界，想借此机会召见姚崇。
宰相张说与姚崇不和，不想让姚崇回朝，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崇，玄宗没听。
张说又托殿中监姜皎想办法，姜皎挑不出姚崇毛病，便想了个阴招，对玄宗说：“姚崇是文武兼具的大才，非常适合河东总管一职。”
玄宗猜出了他的用意，沉下脸来呵斥他：“这肯定是张说意见，你竟敢当面欺君，该当何罪！”姜皎吓的连忙叩头认罪，不敢再说。
玄宗即刻征召姚崇，姚崇赶来，玄宗正在射猎，在马背上颁下旨令，升任姚崇为宰相，主掌兵部。
姚崇是武则天发现并培养起来的人才，曾三次出任宰相，长期执掌兵部。他为人明察，练达政务，对大唐的边防哨所、物资储备、兵员配备等情况无不默熟于胸，是玄宗经营四方迫切需要的得力助手。
玄宗每次遇到难事咨询群臣，姚崇都能应答如流，而其他大臣只知点头称是。由此得到玄宗信任，放心把军政大事托付给他。他奏请玄宗抑制权贵、珍惜封赏、接受谏言、拒收财物、不与臣下调笑取闹，玄宗全都痛快接受。
一次，姚崇找玄宗请示中下级官员任免一事，玄宗仰头看天，不言不语。姚崇再三提醒，玄宗始终不表态。姚崇不知错在哪里，低头惶恐退出。
罢朝后，高力士劝谏玄宗：“陛下您刚刚继位，宰相向您汇报，您应当面决定办还是不办，怎么可以一言不发呢！”
玄宗说：“朕把政务托付给他，有了大事理应报告，共同商议解决。但类似中下级官员任免这样的小事，怎么可以都拿来烦朕，那朕还要他干什么！”
高力士恍然大悟，借着传达命令的机会，把玄宗的话告诉了姚崇，姚崇转忧为喜。听到这事的人，都暗中佩服玄宗懂得统御天下的大道！
左拾遗张九龄因姚崇声望较好，且为皇上所信任，专门致书给他，诚恳劝他：“用人应以才能为准绳，这是办理政务的首要原则。您位居宰辅，把持用人大权。那些谄谀之徒，急不可耐的想要结识您、讨好您。他们当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才能，只是失于无耻。这样的人，您一定要远离。”姚崇嘉许并采纳了张九龄的意见。
看到姚崇深得信任，张说很不痛快，暗中拜访岐王做靠山。这事让姚崇知道了，姚崇不是个肯吃亏的人，张说阴他，他也不会放过张说。
一天，玄宗在便殿召见姚崇。
姚崇一瘸一拐的走进来，玄宗问他：“你的腿怎么了？”他回答：“臣的腿没事，是内脏出了点问题。”
玄宗奇怪的看向他，他不慌不忙的说：“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做为辅臣，竟然多次乘车出入岐王府中，臣怕遭他陷害，所以忧心难安！”
大臣私下与亲王交往，本身就是极为敏感的政治事件，何况从神龙元年以来，因为这个原因接连发生了四次政变。
玄宗当即把张说外调为相州刺史；另一位宰相刘幽求，也因牵连此事被贬为太子少保。
黄门侍郎卢怀慎得以晋升宰相，大唐由此进入姚、卢执政时期！
姚崇、卢怀慎以革除中宗以来的弊政为己任，大刀阔斧同朝中不良现象做斗争。
首先是抑制修佛造庙。这事肇始于从武则天，泛滥于中宗。皇帝带头修庙，权贵纷纷仿效，寺庙越修越多，越盖越豪华，规制甚至超出了皇宫。还有许多权贵将此作为敛财门路，收取富家大户的贿赂，托关系帮他们剃度为僧，用以逃避徭役，以至满大街走的都是身穿佛衣的僧尼。
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姚崇上奏：“能使苍生安乐，即是福报；何必滥度奸人，坏了佛法。”
玄宗下令主管部门筛查不合格僧尼，清退了一万两千余人；又下旨不准再新建佛寺，旧庙如需修缮，需经有关部门核实，再予批准。同时不准朝廷官员与僧人、尼姑、道士交往，严禁民间私自铸造佛像、抄写经文。
这事看着似乎不大，但却关乎国家的赋税收入与财政支出。修建寺庙势必大兴土木，大兴土木势必征发劳役，把国家大量资源耗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其次是杜绝请托之风。申王李成义想把府上的录事阎楚提升为参军，玄宗痛快答应了他。姚崇、卢怀慎认为不妥，力劝玄宗把选任官员的事交由职能部门办理，量才使用。不能因为是亲戚故旧就坏了规矩，重蹈中宗时的覆辙。
玄宗采纳了两人意见，请托之风大为收敛。
五月初三，因年景不好，连年饥荒。玄宗在姚崇、卢怀慎的提议下，罢免了中宗时期设置的员外、试、检校等编外官员。
这些人当年都是靠行贿送礼做的官，啥事不干还要白白领取国家俸禄，免掉一点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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