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执笔者笔下的官员就像老鸨嘴里的姑娘般，仿佛每个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贤臣，但真实又是那般的不堪。
成化十九年，即便是手握史笔的文臣亦是只能留下淡墨的一笔，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暴露了整个集团的丑陋面目。
一直以来，文臣在外交之上，一直渲染着共享太平盛世的理念。面对蒙古的时候,总是选择一昧的防守战略。
即便时任兵部尚书的余子俊，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求和派，至于英国公张懋等武勋早已经被奢靡的生活磨灭了血性。
所幸，成化帝朱见深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对内采用传奉官制度跟文官集团叫板，对外则敢于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
王越和汪直这个组合的出现，更是给主和派一个响亮的耳光。
他们两人压根不相信主和派所讲述狼来了的故事，直接率领骑军直捣蒙庭，将那些被文官所神化的蒙军打得满地找牙。
自威宁海大捷后,直接是戳穿他们狼来了的故事谎言，朝廷的主和派简直将王越和汪直视为眼中钉。
成化十八年六月，鞑靼入寇延绥等处，王越与汪直调兵援助，为城墙濠沟所困，遭遇大败，史称“自是无敢复轻犯边者，延绥军民颇得息肩云”,宪宗增王越岁禄五十石。
不管这两人杀了多少鞑子,又保守了多少边民，但在文臣看来两人就是扰乱共享太平之福的罪魁祸首。
历朝历代的主和派都是如此，这打仗虽然不及于人,但论到要玩阴谋诡计的话,自然是手到擒来。
特别王越和汪直所掌控的大同，简直是切断了山西到蒙古的走私路线，这无形中不知是得罪了多少人。
正是如此，即便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不断,但一场针对两人的阴谋已经悄然展开。
他们采用逐个击破的方式,以万安为首的文臣向宪宗建言：将王越调到延绥担任总兵，美其美曰：换防。
在将王越调离大同后，他们终究是掌握着军队的人事权，很轻松地将听话的永新伯许贵之孙许宁调到大同担任总兵。
由于永新伯是揭发得来的，故而没有得到世袭，但许宁亦是世袭了指挥使。累官署都督同知，现在出任大同总兵，这自然是一个大升迁。
他到大同是带着任务而来的，每事必违，且刚愎自用，跟汪直是公然叫板。
汪直是一个难得的奇才，性格中有点傲骄，能让他低头的只有皇帝，面对这个草包武勋子弟自然不能惯着了，便是架空了许宁。
只是一切早已经落入了文官所编织的阴谋之中，因大同的“将帅失和”，大同巡抚郭镗第一时间将事情捅到京城。
在此之前，科道官员们纷纷上奏章弹劾汪直,从而离间成化帝和汪直的关系。
在这一场针对汪直和王越的行动中，由于成化帝对文臣早已经失去信任，故而还需要皇宫里面的人配合。
怀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求和派，早在成化十四年，建州女真犯边，另有辽东巡抚陈钺以掩杀冒功激变兵士，汪直想要前去处理。
时任司礼监掌印怀恩认为汪直前往必然生事，遂提出派大臣前往，得到马文升迅速响应，时人称怀恩为贤监。
怀恩对汪直早已经是心生怨恨，而今自然参与进来，不断寻找机会到宪宗面前搬弄是非。
宪宗对朝堂慢慢感到失望，此时已经沉迷于修道，面对不断被攻击的汪直，最终同意将汪直贬为调往南京御马监掌印太监。
在那个时候，朱见深大概只是想要让汪直离开这个斗争的漩涡中心地带，保留着将来再重用汪直的念头。
只是文官集团并不打算到此停手，而是选择对汪直继续穷追猛打。
御史徐镛上疏，弹劾汪直有欺君罔上之罪，将还没有到南京的汪直再贬为南京奉御。不久，右都御史和副都御史屠滽联手继续弹劾汪直，结果被罢职夺俸，黜为闲人。
在成功扳倒汪直后，另一个作战派同样要遭到清算了。
他们对付王越无疑要简单很多，王越并没有太多的圣眷，偏偏还喜欢作诗。作诗怨望是他们所能拿到的罪证，但足以让王越威宁伯的官爵，谪居安陆。
大同有史以来最强的帅将二人组自此分崩离析，王越和汪直镇守近两年都平安无事的大同，不出意外是要出事了。
在汪直走后，他们换上了一个很听话的太监蔡新，跟同样听话的大同总兵许宁和巡抚郭镛负责大同的边防。
仅是一个月后，鞑靼小王子进犯大同，仅以十人便将总兵许宁和监军蔡新诱伏，战死一千多人，大败而归。
只是这场失利并没有结束，双方交战十次，许宁退而不敢再战。小王子没有了威胁，便在大同周边掳掠财物和人口。
在这场败仗之后，更精彩的部分上演了。
这帮口口声声忠君爱国的文臣面对这场败仗，得知大同军竟然战亡两千人，而边地大量财物和人口被抢掠，他们竟然选择了隐瞒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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