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兹利埃的人缘虽差，但自由法国上下都不相信他会投敌。
除了前述的穆兹利埃自身的因素之外，英国人举出的所谓证据也是漏洞百出。最起码的一点是，自由法国本就没指望登陆达喀尔的行动能成功，包括穆兹利埃本人也不热衷于这个计划，整个达喀尔行动根本就是英国人的一厢情愿。
就算穆兹利埃是维希政府的卧底，啊，堂堂中将卧底，竟然会冒着暴露的风险，将一个十有八九会失败的行动的情报透露给维希法国领事馆？这得有多蠢才能干出来这件事！
但是死板却又顽固的英国人不会接受这个解释，所以戴高乐也只能抓紧时间，将穆兹利埃在那几天的活动调查了个清清楚楚，最终排除了他的所有嫌疑。
于是在1月3号，戴高乐再次找到艾登，将自由法国在48小时内的调查结果交给了这位新任外长，并指出英方的证据无论是来源还是内容都相当可疑。
“此外。”戴高乐还提出抗议，“他（穆兹利埃中将）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你们也不允许我和他会面，这一切都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应该立刻将其释放，并待之以礼，然后再把这桩阴谋查清。”
艾登并没有给戴高乐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他不但没有承诺释放穆兹利埃，反而开始强调英国情报部门对这桩案子的重视。于是戴高乐便与他不欢而散，在1月3日下午，自由法国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正式的抗议信和备忘录。
戴高乐并没有坐等英国外交部发出回应，而是直接找到了与穆兹利埃相熟的英国海军大臣杜德雷·庞德将军，激起后者的同情心，让他出面干预一下这个发生在他同僚身上的不光彩的纠纷。
拘捕穆兹利埃果然不是内阁的一致决定，起码庞德将军听到戴高乐的陈述之后，也被外交部和特别行动处搞的骚操作震惊了，便给丘吉尔去了电话。
在多番努力下，英国政府最终还是动摇了，于是在1月7日，戴高乐获准前往伦敦警察厅看望穆兹利埃。
看望过程是完全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来的：会面地点不在监狱，而是在办公室；旁边没有警卫，也没有证人。戴高乐此举向所有人，包括穆兹利埃说明，他根本不承认诬陷他的那个罪名，两人交谈了大概两个小时，最后越发感觉这套操作不符合维希政府那粗枝大叶、漏洞遍地的作风。
那么究竟是谁搞的鬼？直到次日上午，戴高乐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将军，拉密堡来电。”
德库塞尔的到来打断了戴高乐的沉思，后者接过德库塞尔手中的文件，发现这是德内尔和勒克莱尔联合署名的一份申请，他们计划在本月底发起“远征行动”，因为这段时间的游击突袭，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利比亚西部，而非费赞地区。
“他们缴获了一份意大利的文件，还附带了翻译，就在下面。”
根据德库塞尔的提示，戴高乐拿开最顶上的电报，随后便发现了一份带着汗渍的地图和文件，地图是第一摩步团在圣诞节缴获的，文件则是1月2日缴获的。
戴高乐浏览了一遍文件的翻译，发现意大利人误判了第一摩步团的战略企图，他们认为自由法国军队和英军的北上是为了打通从中非到突尼斯的道路，因此他们特别加强了利比亚西南部的防御。
意大利在北非的补给非常有限，既然他们决定重点关照利比亚西南，再兼顾费赞地区就不太可能了。第一摩步团突袭位于费赞的库夫拉绿洲的胜算便更大了一些。
“这是好事。”
“还有一些照片，将军。”德库塞尔将几张照片递给了戴高乐，“这是爱思加拉要的，他想挑一些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他想问问您的意见，您觉得哪张更合适？”
“我看看。”
戴高乐眯起眼睛，仔细端详着几张照片，却怎么看怎么觉得那张拍摄德内尔指挥作战的照片最为顺眼。这倒不是因为戴高乐想让好友出风头，而是因为只有德内尔自己还坚持戴法国军帽以振奋部队士气，其他人包括勒克莱尔，早就换成英式凉帽以及全套英国军服了。
“乍得没有被服厂，对吗？”
“没有。”
“难怪都穿英国人的衣服，看着真有点别扭，就戴泽南上校这张吧，至少还有顶法国帽子。”
“您果然选了这张。”德库塞尔笑着拿回照片，“法国人穿英国军装是别扭，英国人穿法国军装也没好到那里去。哪怕穿的和我们一样，气质一看就是外国人。”
德库塞尔的话如同闪电划过戴高乐的脑海，后者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英国的特别行动部曾坚持让两个成员穿上法国军服在“第二局”中工作。尽管没有证据，但戴高乐本能地认为这件事情会与他们有关。
“立刻将那两个英国人带到我这里！”
戴高乐急促的语气令德库塞尔立刻重视起来，他随便将照片一归拢，便敬礼离开了戴高乐的办公室，随后步履匆匆地穿过走廊。过不多久，两个英国情报人员便出现在了戴高乐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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