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署内，段宏业揉着身上的拳伤脚伤咬牙切齿，发誓要报这一顿老拳之仇，署长则殷勤地给他端茶倒水。
人是不敢关的，事还是要处理的。在翌日通报关于此事的处理意见上，该署长对判决解释如下：“由于此人的行为只是典型的追星狂热，入戏太深，其行为是不检点，但其动机却可悯。”民国法律对此确实也没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最后只得罚他五十大洋了事。
可是出了警察局后，段宏业就直呼：“五十块大洋能抱到心中女神，痛快！痛快！值得！值得。”当时报上大事渲染，好事之徒作诗一首：“冰雪聪明目下传，戏中魁首女中仙；何来急色儿唐突，一声心肝五十元。”由于张以卿搅了他的好事，所以深恨之。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结下梁子。
过了两天，蔡锷果然不负前言，再约张汉卿听戏。
坦率地说，张汉卿对戏曲没半分兴趣。经历过后世娱乐极大丰富的时代后，民初的这些消遣玩意真的只能算雏形。
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以后“勾栏”成为妓院的别称。明清时期，当官的和有钱的饮宴时要妓女陪酒、奏乐、演唱，叫做“叫条子”，在妓女一方，则叫“出条子”。
到了清末民初，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着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拨儿挠儿叉儿锣儿各自开战，呕呕呀呀之声不绝于耳，混杂在形形**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煞是热闹。张汉卿见了此情此景非常高兴，这要比前段时间自己来“探秘”南北妓院的差别时有趣多了。只是奇怪，为什么单独自己时是一番景象，和蔡锷出来就大不同呢？
朝雨邑清晨，尘寂马蹄新。张汉卿与蔡锷相约一道来开明戏院看戏。尽管内心对看戏深恶痛绝，脸上却装作一幅初哥的欣喜情况----俗话说天欲降其大任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这就算是一种考验吧。
不喜欢就不喜欢好了，也用不着附庸风雅，连现代文坛七大家之首的鲁迅对京剧也不感冒呢。他在《社戏》里说他二十年里只看过两回京剧，无非是“咚咚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戏台下是“太不适于生存了”。
张汉卿锦衣华服，长衫飘飘，公子哥的本色出演；蔡锷则穿以惯常的商人服装，借以半遮半掩身份。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张汉卿是谁家的大少，而蔡锷则是跟班。
珠市口往南，就是天桥一带中下层劳动人民游乐的茶园、戏园了，人们花几枚铜板就可以欣赏到京剧、评剧、梆子、曲艺等各种玩艺儿。有位京剧演员梁一鸣，模仿马连良惟妙惟肖，一般听不起马连良戏的观众就热情地称他是“天桥马连良”，金庸笔下的“天桥底下说书的”中的天桥，就是指的这个地方。不过珠市口是个界限，演员在天桥一带唱红了，能够进入位于珠市口南端的开明戏院，才意味着他跨入了戏剧界的上层。
开明戏院始建于民国元年，由中日两国合资经营，造型和外边门脸都依照外国戏院。由于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孟小冬、号称“评剧皇后”的白玉霜等常在这里演出，所以向来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代表。
平素人本就多，今天更是人山人海，路为之塞，直逼史上春运。张汉卿心中暗叹：到底是万恶的旧社会，娱乐项目极度单调，就听个戏，值得这么夸张。直到有人念叨，这才知道，原来是擅长诗、书、昆曲的袁大总统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的将在此票演一场昆曲。
袁二公子偶尔客串，当然值得捧场，倒不是因为他的官方身份。要知道这位袁克文公子，雅嗜京剧、昆曲，为京津名票。不但精通戏剧理论，写过评戏文章，又能粉墨登场，可是百里挑一的戏曲名家，小生、丑都扮演得很好，论者评为字正腔圆，不让名伶，当时其名气不在梅兰芳之下。只是他原是痴于此道，却并不引以为生，因此普通百姓难得一见其真容。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三姨太朝鲜人金氏所生，因为大姨太未生子女，所以克文从小便被过继给大姨太收养。大姨太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据说他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
他自幼聪明过人，据说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尽管他像呆霸王薛蟠那样不好好读书，可他作诗、填词、写文章却件件皆精，写的字也风流潇洒，因此袁世凯对他也有些偏爱。
大姨太的骄纵，袁世凯的偏爱，造就了袁克文的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吃、喝、嫖、赌、抽（鸦片）样样都干。袁世凯因为其长子失手跌下马导致腿瘸形象不佳，又疼爱此子，便一度想立其为“太子”。可是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喜正经读书，却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实在刺痛了老袁，但根已形成，只得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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