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笔正也是迷糊，直到万隆庄债市被陛下给查处了，笔正们才清楚，原来，发展的硕果累累都被这些人给抢去了。”
笔正们也是大明人，他们也要生活，勉强活着没问题，但凡是想要做点什么，比如置办产业、买些喜欢的金石字画、绫罗绸缎等物，就得借钱，在清楚了这些东家的玩法之后，笔正们当然要对万隆庄债市的口诛笔伐。
皇帝、朝廷拿走的东西是有数的，陛下性子小，把银子拿走后也没自己浪费，更没有把银子留在内帑里长毛，都拿去修驰道了。
皇帝朝廷拿走是要兴公利，这一点笔正都无法指责，可是松江地面势要豪右这么窃取新政成果，那就引起公愤了。
很多笔正本身也是负债者受害者。
“这篇文章还不错，问问这个马经纶，朝廷抄到邸报上可否当然署名还是他的。”朱翊钧拿出了一本杂报，看完之后，不住点头。
马经纶也是个意见篓子，相比较林辅成的大逆不道，李贽的狂妄，马经纶更多的是辩经。
马经纶认为保守的反义词是革新，极端的反义词是理性，整篇文章，都是在讨论保守、革新、极端、理性的矛盾性，进而论证万事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循环往复。
革新派，或者说任何自我标榜的理性革新派，都是无法实现自我内部新陈代谢的，因为需要更加极端的革新派理念，完成自我革新。
中原漫长的历史告诉所有人，任何集体，无法实现自我内部新陈代谢，历史就会一遍遍的重演，而革新派，天然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会陷入极端化困境。
一旦陷入极端化困境，就会被广泛反对，最终失败。
“从先秦时的商鞅变法到今天的万历维新，无不是如此，最终陷入了无法自我纠错的困局之中，哪怕先生主抓吏治，希望摆脱这种困局，但最终还是陷入极端化困境。”朱翊钧看着马经纶对这件事的讨论，就感觉到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感。
历史上张居正的新政，到了万历七年之后，越来越激进，甚至变得极端，尤其是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在白银不足的情况下，不失败才是怪事，万历皇帝当然不是个东西，自掘坟墓，可是革新派的极端化困境，也是朱翊钧这个新政主持者必须要摆脱的困境。
极端，就是非理性的，理性革新派，最后都会变成非理性的革新派，进入极端化困境中，无法自拔，而这个时候，保守派开始登堂入室，开始了全面反对和纠错，就成为了必然。
当理性的保守派开始对过去的错误进行纠正的时候，矫枉过正就会出现，随着世势的发展，理性逐渐消失，然后必然陷入了下一个循环，极端保守派的极端化困境。
在某种情况下，保守派和革新派都要必然面对同一个问题，极端化的困境。
极端保守派也会被广泛反对，理性革新派开始出现，如此循环往复。
可问题是，大明能经过几次这样的折腾别说大明，就是法三代之上，贱儒们推崇的先王圣贤们，面对如此循环往复，能经历几次这样的折腾呢
这些年，张居正变得越来越保守了，他反对自己提出的还田令，他自己编纂的阶级论，第三卷和第四卷，压根就不肯动笔，他反对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他甚至在反对过分的振武。
显然，张居正的这种变化，是在压制革新派向非理性的极端蜕变。
“这文章看起来是一篇非常无聊的辩经文章，甚至在士林里，都翻不起多少浪花来，可朕觉得他提出的这个困境，是朕必然要经历和面对的。”朱翊钧反复斟酌着面前这份杂报，写的很好，但没人愿意看就是了。
理论这种东西，向来没几个人喜欢。
眼下的大明，才子佳人才是佳话，广受追捧，这种纯辩经的文章，真的没什么市场，也不会被人关注。
马经纶个人认为，浙江九营入城剿匪、松江府蔓延的挤兑潮、崇德坊的匠人操戈索薪、废除贱奴籍时奴仆们的操戈索契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斗争行为，却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这些非理性的斗争、革新行为，兜住了共识的底线。
而眼下的大明，就刚刚好，锐意革新的同时，朝中保留了一部分的极端保守派，极端保守派的存在，压制革新派的极端进程。
在原来的历史线里，张居正是无法保留一部分的极端保守派，任何反对他革新的人，都会被他彻底打击，没有皇权的支持，张居正只能摄政，不断地加速，因为万历七年以后，有了自己想法的万历皇帝并不支持张居正的变法。
马经纶觉得当下的大明就刚刚好，朝中必须保留足够的保守派，至于保留多少，那就不是马经纶要操心的事儿了，这里面的度，需要长期实践的总结，而马经纶没有这样的实践经验。
“臣让人去问问，看看马经纶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就给他用笔名化名一下。”冯保领旨，在他看来，这种辩经文章没有任何的意义，道理讲的再好，做事的都是陛下，陛下的意志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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